王光美回忆少奇二三事

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之际，记者随北京电视台10集电视专题片《走近少奇》剧组来到了位于木樨地的一幢普通的楼房里，轻轻叩开了王光美老人的房门。在这个并不豪华但却十分整洁、宽敞的房间里，年近八旬但精神却十分矍铄的王光美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

王光美老人告诉我们，她与少奇是1948年8月21日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——西柏坡一幢简陋的平房里，在战友们的祝贺声中结成终生伴侣的。从这一天起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浊流将他们被迫分离，他们相伴相随，在一起工作、生活了近20个年头。她说：“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，我感到他最宝贵的品质，就是对人民是那样满腔的热爱，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。我耳边经常响起他‘文革’初期的一句话‘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！’的确，无论在顺境还是身处逆境，少奇同志都是同人民在一起的。”王光美老人的思路非常清晰，回忆起少奇同志的一些往事。

少奇同志很欣赏范仲淹说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句话，他认为古人能做，难道共产党人还办不到吗？

1954年4月，少奇同志当选为国家主席。选举的当天，他回家时，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迎接他，同他握手，表示祝贺，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，表情严肃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。按理，担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元首，高兴一下，笑一笑总是应该的。他担任了国家主席，我为他高兴，因为这是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，但我看见他那种严肃的表情，我没向他祝贺，我理解他的心情。他平时说：“人民信任你，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。”“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，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。”当时，农村情况不好，国民经济严重失调，人民生活已开始发生困难，国际上反华喧嚣日益加剧，他授命于危难之中，需要担起多么重的担子呀！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？

在50年代末期，电视机还是特稀奇的东西，一天晚上，少奇从外面开会回到家里，只见几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围着一台新电视机在看节目，少奇忙问：电视机是从那里来的？天真的孩子们回答：“是公家送来的。”过了两天，少奇把孩子们叫到跟前，耐心地启发他们说：“电视机是公家送来的，应该大家看，不应该放在我们家里。我们这里有很多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，他们工作辛苦，应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看到电视节目呀？”经少奇一提醒，孩子们齐声回答：“应该放在大食堂里。”第二天晚上，电视机搬到了大食堂里，此后，一直未动，少奇还经常和工作人员、警卫战士一起看电视节目。

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，他的家里仍像每个普通家庭一样靠工资维持生活，由于孩子多，他家里每月经费支出经常紧张。

1963年5月中旬的一天，刘少奇将秘书刘振德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用商量的口气对刘秘书说：”光美同志下基层工作去了，现在要请你帮助办这些事情了。”这时，刘少奇将一个长约30厘米，宽20厘米，高10厘米的小木盒子放到刘秘书面前，对他说：”告诉你吧，这是我的钱柜，里面还有些票证，你拿去看看，该用什么的时候从里面取．但有件事我要提醒你，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子，每月发了工资，你就照她那个单子分配一下就是了，等她回来以后，你再向她交帐。”

刘振德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放的是一些各种颜色的线脑，大大小小的纽扣，长长短短的钢针和一些票证．刘振德把钱捡了出来，认真地把它们理好，数来数去总共23．8元。

刘振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，先找到那张每个月开支的单子，上面是王光美的字迹：每月拿到工资，请按下列数额分配：1．给卫士组100元，为少奇同志买烟，茶和日用品；2．给郝苗同志（厨师）150元，全家人的伙食费；3．给赵叔君同志（保育员）工资40元；4．给外婆（光美的母亲）120元，作为5个孩子的学杂费、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，5．少奇同志和我的党费25元（当时刘少奇每月交20元，王光美5元）；6．每月房租，水电费等需40元，以上6项共475元刘少奇。而当时刘少奇、王光美每月的工资总共500多元，家里也无存款，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志，因此，刘少奇家里每月都是坚持计划用钱，节约用钱，精打细算，过着简朴，节俭的生活。

在各个革命时期，许多报刊都发表过刘少奇的文章，出版部门也出版过他的一些著作，这些部门按规定付给他一些稿酬，按理完全可以归自己支配，但少奇不要稿费，他不是把钱退回去就是交给党组织。他说：“老百姓有的还没饭吃，他们在生活上还存在许多困难，我们替人民办事，不能额外再要报酬，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。”

作为一个国家主席，他也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福利。